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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合肥:宋代合肥城市建設,景觀、建筑與坊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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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合肥:宋代合肥城市建設,景觀、建筑與坊廂

發布日期:2021-08-06 00:00 來源:http://www.lnwxjl.com 點擊:

安徽合肥:宋代合肥城市建設,景觀、建筑與坊廂

作者:束文杰

  近期,“廬州坊”亮相合肥——以宋代仿古建筑為載體,打造社區文化商業街區。聽聞這個訊息,筆者不禁想起了宋代的合肥城,由于這一時期城建資料的缺失,人們了解到的主要還是明確記載的“斗梁城”。其實,宋代流傳下來珍貴的地理總志,史海鉤沉一番,也能找到只言片語和有效信息。本篇,筆者將從城市景觀和公共建筑的方向,對于宋代的合肥城,進行一些探尋和分享。

廬州坊效果圖(來源 | 合肥罍街)

   關于宋代合肥城的范圍。此前,我們在研究合肥城市發展時,往往從唐代“金斗城”后,跳到了南宋的“斗梁城”。直到《全唐文》一篇《后唐張崇修廬州外羅城記》的發現,補充了一條重要節點(如五鳳樓、九獅橋、惠政橋、赤闌橋等為當時所建),但自此以后到郭振筑斗梁城的兩百余年間,城池狀況還是空白的。

1939年,九獅橋手繪圖(來源 | 資料圖片)

   文首提到了地理總志,北宋時期出版了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元豐九域志》、《輿地廣記》等三種,雖未直接說起合肥城,但在其中的《太平寰宇記》中,提到了“古津水,在縣西北四里”和“西津橋(一名飛騎橋),在縣西北五里”。這里的“縣”指的是合肥縣城,根據方位線索進行推測,當時使用的還是金斗城。關于金斗城的范圍,筆者看到了學界的幾種地圖畫法,不外乎依據了“橫截舊城之半而阻絕舊城于斗梁城之外”以及“今南半城”的描述,只是選定范圍有大有小,東西兩至不一。

漢唐宋明清合肥城(來源 | 合肥老城志略)

  南宋乾道五年(1169),淮西帥郭振擴建的斗梁城,則將金斗圩、逍遙津攮入城內,“北跨金斗河,西括九曲水”,基本奠定了合肥城池規模。所謂“斗梁”,一說此時城跨金斗河,必須經橋梁津渡才能穿城而過,以“斗”(金斗城)、“梁”合稱;又一說,因梁縣并入,取金斗(城)、梁縣各一字合稱(梁縣于明洪武初廢,而宋時已有“斗梁”之名)。值得一提的是,有人曾經提出猜想,斗梁城是否可能系五代外羅城的重修工程,暫無史料佐證,不得而知。

1923年,逍遙津(攝影 | 戴寄桐)

  州縣政治中心的遷移。金斗城的公共建筑,已知的諸如鐵佛寺(今明教寺)、子胥廟(清時為玉虛觀、中圣宮)、金斗門(宋郭振改為譙樓,清時為鎮淮樓)、萬壽寺(唐代名寺)、左圣宮(又作佐圣宮)、同食館(在“合肥郡城南門東上”)等,根據這些地點布局以及金斗城范圍的推測,當時的政治中心應偏居東南隅。

1940年代,明教寺(來源 | 資料圖片)

  斗梁城的政治中心,南宋時期的《輿地紀勝》和《方輿勝覽》進行了介紹,各級機構均形成了建筑群或者組團。州(郡)治,即廬州州署(衙),設有正堂、安邊堂、中和堂、凝香堂、雙瑞堂、雅歌堂、三至堂、葵廳(即小廳,郭振建)、設廳、道院、日益齋、衣錦亭(馬亮歸守鄉郡創建)、鎮西樓、土地廟(又作土地堂)等,還有潛山(即衛山)、金斗池和二石牛等。縣治,即合肥縣署(衙),設有簡靜堂、草堂等。其他機構,諸如郡學(即廬州州學,有狀元井)、縣學,等等。

1949年,合肥縣政府(來源 | 資料圖片)

  萬歷《廬州府志》明確了“府治,宋元舊址”,宋代文獻則稱鎮西樓“在郡治后,斗梁城上(即西城垣)”,而州治的“三至堂”一直延用到明代(設在廬州府署),后來的《江南通志》、《廬州府志》及《合肥縣志》均有記載。凡此種種表明,政治中心已由東南隅向西北隅轉移,并在此延續了幾個朝代。同時,地址發生變化的還有合肥縣學,由威武門(大東門)外的舊址遷至“城內景賢(三賢)書院”。

明代時期,萬歷《廬州府志》相關記載(來源 | 資料圖片)

  城市園林和廂坊的出現。其實這種“出現”只是基于文獻記載,而非起始開端。郡圃,是指古代府州衙署治所園林,斗梁城內的郡圃位于州治(署)西側,內設爛錦、懷謝二亭。其他園林,還有西園(設有萬柳亭)、櫻桃園(在藏舟浦附近)、劉園等。

1936年,藏舟浦(來源 | 資料圖片)

  此外,金斗河兩岸的春風亭(其周圍還設有問柳、見山、寒碧等亭)、教弩臺、箏笛浦、藏舟浦和澄惠寺一帶(設有曲水、云月二亭,有金沙灘),也是當時人們的游覽勝地,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許多名段佳句,如詩人劉攽的《從劉園至澄心寺》等。

金斗河舊貌(來源 | 資料圖片)

  廂坊,即宋代城市的區劃制度,五代時期開始出現,并代替了原先的“坊市制”,打破了居民區和工商業區嚴格劃分的固定格局。從南宋二志提供的零星線索來看,斗梁城內設有左、右二廂,其中左廂下設有千佛坊(千佛寺附近)、懷德坊(明教寺附近),未明轄屬的有布政坊、衣錦坊(馬亮守鄉郡得名)、狀元坊(在惠政橋北)等。筆者注意到,根據記載,金斗河上的九獅橋“在右廂”,而不遠處位居河北的教弩臺則“在左廂”,疑兩廂以金斗河為界。明代城區設四廂十八坊,無論是區劃還是名稱,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。

1950年,縣橋,即惠政橋(來源 | 資料圖片)

  宗教信仰與名人紀念的公共建筑。除了以上提到的這些,具有祭祀性質的一些公共建筑,亦占據著當時城市的一部分空間。從它們的奉祀對象來看,有如儒、佛、道之類的宗教廟宇,亦有鄉賢、名宦、名將為主的紀念建筑。

包拯畫像(來源 | 資料圖片)

  從數量和分布來看,宗教建筑遍及全城各處。佛教系統,諸如明教院(今明教寺)、萬壽寺(唐貞觀中建)、五星寺(即資壽寺,宋淳熙中建)、千佛寺(即廣化院)、澄惠寺(又稱澄心寺或際慧寺)、廣華寺(宋咸平元年建)、興化寺、天王寺、月潭庵(唐建)等;道教系統,諸如州城隍廟(宋皇祐時建)、文昌宮(宋建)、佐圣宮(唐建)、潛山廟(宋熙寧時建)等;儒教系統,諸如州縣文廟(其中州學為唐會昌時建)等;其他民間信仰,諸如圣姥廟等。

2020年,航拍廬州府城隍廟(攝影 | 束文杰)

  名人紀念建筑,以包馬二公為主。前文提到了興化寺,北宋治平三年(1066)八月,包拯逝世四年后,他的好友“僧仁岳”將該寺“西偏屋”辟設為祠堂,“立功之像”,此處為中國第一座包公祠。《輿地紀勝》稱,當時在“包公祠堂以西”還有一座“馬忠肅公祠堂”。南宋時期,這里先后為三賢書院和合肥縣學址。所謂“三賢”,元《景賢書院大成殿記》稱“樞密副使給事中包孝肅公”包拯、“太子少保馬忠肅公”馬亮、“敷文閣直學士王定肅公”王希呂,時在此建有三賢祠。明代,學門內設井亭一,有“包公井”,萬歷《廬州府志》稱“取孝肅公舊跡”。


明代時期,萬歷《廬州府志》相關記載(來源 | 資料圖片)

  包馬二公住宅故址,歷代舊志多有介紹。包公故宅“在(清代)城內鎮淮樓西、鳳凰橋巷”,宅后臨金斗河“有讀書臺”(即香花墩),又有“節婦臺”,為朝廷賜號其長子包繶妻崔氏。戰亂歲月,舊宅毀于兵火,而表臺“巋然獨存”。明清時期,宅基上已為民居(嘉慶《合肥縣志》所附的《合肥縣傅郭城圖》標有“包公舊宅基”),節婦臺更名為“尚節樓”,當年遺留下來的遺舄(鞋)、圖象、告身等亦遷移至城南包公祠。馬公故宅“在(清代)城內和平橋東”,明代成化以后,先后為馬政公館、下察院,清代廢為民居。值得一提的是,南宋時期,邑人曾將二公合祀,祠設節婦臺下,即“包馬二公祠堂”,淳熙年間予以重修。此外,當時的州學內“翼室”亦祀有二公。

清代時期,《合肥縣傅郭城圖》中的“包公舊宅基”(來源 | 資料圖片)

 《輿地紀勝》還記載了一處“喬張二侯廟”,嘉慶《合肥縣志》稱“喬張二公廟”,其址在州治東。南宋紹興七年(1137),酈瓊叛變,殺死了太守趙康直,統制官張璟、喬仲福二人不從亦被害,邑人建祠以表紀念。

  穿越歲月長河,回首千年文明,皆是滄海桑田!當年的痕跡早已難尋,但仍無法抹滅它在合肥城市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,特別是鄉賢包公,像一輪明月,依舊照亮這塊土地以及千萬邑人的心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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